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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2页）

阿判在神志清醒时，仍表示了强烈的求生本能，埋怨医生没有尽力，为什么不能开刀？“要治好病只有动手术，否则，看来要“搀交椅（指死亡）了。”

亨元认为阿判现在的条件比纳香人患病时好多了，回想母亲重病时对父亲的怨言，有些反感，就数落了他几句。

阿判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对亡妻也怀着深深的内疚，因而求生欲望逐渐淡薄，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了。

７月底，医生关照病人家属，阿判的生命已走到尽头，断气就这在两天了。亨元在这关键时刻，索性从建新大队请了假回来，与两位姐姐一起天天陪侍阿判。

他的心脏以下已毫无知觉，每隔一、二小时要帮他翻次身。滞留在直肠里的粪便，亨元戴上薄橡皮手套去挖出来。他还拿出轧剪给父亲理了个发，洗了次头。当然嘴里总要叨上根香烟。

阿判呼吸逐渐感到困难，医生搬来了氧气瓶。８月３日凌晨１时许，站立在其身旁的三个儿女发现插在他鼻腔内的氧气管已毫无声息。

急忙召来值班医生，检查瞳孔、按脉息，确认已离开了尘世。医生给他注射了最后一针，是防腐针。三个儿女欲哭无泪，心里想，这样也好，活着在受罪。

按习惯，要给遗体洗澡，由于在医院里，只好因陋就简。亨元又点燃了一根纸烟，坐在阿判背后将他的上半身扶起来，由两个姐姐用脸盆里的水给父亲全身擦洗一遍。

洗到屁股上的褥疮时，已经烂成碗口大的洞了，洞内白骨隐约可见，惨不成睹。

天渐渐亮了，亨元赶到家中告诉计萍阿判的死讯。草草吃了些早点，就到派出所去开死亡证明，同时打电话给火葬场，请他们将遗体从医院运走。这些事办好后，亨元替换盆子和哈哈，让她们也去吃点早饭，而且，她们还要上街给亡父买一套火化时的穿戴。

亨元坐在病室的另一只病床上，看着被电风扇强风吹拂着的阿判的遗体，凄凉之感使他全身渗透着丝丝寒意。

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亨元的长辈一个个离他而去。

先是母亲在1961年的贫病交迫中撒手西归。

接着咸菜好婆于１９６２年寿终正寝。

在邮电支票局局长任上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的阿德熬到１９６８年＂解脱＂。

大姨妈于１９６９年被逼投河自尽。

势利小人凤生在那一年也没有逃脱死神的追袭。

随着父亲的亡故，亨元一代的金氏家族中已无男性长辈。

阿判没有给儿女们留下什么遗产，他死亡时脱下的汗衫也是儿女们给他买的，经过计萍洗涤和消毒后，现穿在亨元身上。

但他对生活始终持有的乐观态度和善良性格，不但成为后代永远的纪念，也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了亨元等人今后的行为轨迹。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亨元越来越深刻地回忆起父亲的长处，同时痛楚地检讨自己在他生前所表现的某些忤逆行为。

窗外淅淅沥沥淅淅下起雨来，两位姐姐从镇上成衣铺里给阿判买了身蟹青色单布中山装，却忘了买帽子，大概以为夏天用不着。后来听人家说火葬死者最好戴帽子，以免火化时脑袋炸开。

木已成舟，懊悔莫及。还有一点，死者应当停尸２４小时以上再火化，据说，人死后脑部细胞在一定时间内还没有全部灭亡。

因此，那时人还可能有某种意识活动。如果马上投入火化炉，对死者是不是太残酷了？可是，亨元等人当时并无这方面的知识。

考虑的是天气炎热，停尸太久怕遗体腐烂发臭，事实上褥疮那个地方已经不断在溢出脓水了，所以，他们急于把死者送到火葬场去。

午饭后约１２点半光景，运尸车开到医院。从车上下来两个人，抬着一付木板担架。其中一个是司机，摆架子不肯抬死人。

亨元义不容辞补了缺。运尸工人在前，他在后，担架宽度不够，身体勉强摆上去了，两只僵硬的手却没有依托，走几步路就从胸前滑挂下来。亨元只得一回儿把左手托上去，一回儿把右手摆摆好。

抬到医院门口，运尸工人把躺着阿判的担架塞进车厢底下的一个槽里，亲属们则统统进了车厢。

运尸车驶至十四公里远处的朱山大桥，向左面拐了个弯，沿着黄浦江支流南行三、四公里，来到了火葬场。

亨元等人先到业务室付运尸费，办火葬手续。文革期间，一切从简。拣了一只中等价格的骨灰盒，全部费用七十多元钱。

三点钟左右，阿判躺在特制的金属板停尸车上，给家属们见最后一面。当天来火葬场的尸体只有两具，另一具是在车祸中丧生的年仅三、四岁的小姑娘，送葬的人倒不少，哭哭啼啼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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