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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木擂石）、扎口子，凭险打击敌人。他们在王村口的馒头岭就是这样阻击敌人达三昼夜之久，打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绕道石练方面去，爬上大乌尖从侧翼进攻，我军才放弃馒头岭，转移到第二个隘口御敌。敌人羞怒已极，焚烧了大小山路两旁的林木，漫天浓烟烈火，日夜不灭，并严密封锁，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来回“清剿”。十月三十日，黄富武等同志被捕后，形势更为严重。但同志们在人民群众掩护下，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包扎好自身的伤口，整理好战斗的组织，继续战斗。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缩编为小队，主要领导干部伤亡了，基层干部接替指挥。最后剩下几个人，他们也自动集合起来，选出指挥员，重新与敌人周旋。秋去冬来，天寒地冻，他们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坚持，与前来搜捕的敌人战斗。其中如张麒麟、余龙贵、宣恩金、曾友席、曹景恒、杨干凡、刘亨云等同志，克服了千难万险，直到几个月后，才同我们由浙南出击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尽管这支部队组建得晚，训练较少，但指战员们觉悟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英勇献身。他们人熟地熟，给予敌人的打击分外沉重；可是也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多，面目公开，易于暴露，牺牲最大。他们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一代。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如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化名张云龙），战斗到剩他一个人时，不幸左手负伤，他就凭着右手，轮换使用两支枪向敌人射击，最后在龙泉茶圆坑壮烈牺牲。又如安岱后的陈凤生同志不幸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龙泉，软硬兼施，妥他招供。他坚不吐实。敌人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他还是不屈服。末了，敌人绝望地把他枪杀“示众”。其他如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他们当众“开膛”，割了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不计其数。但是，敌人越残暴，革命军民的反抗越坚决。我浙西南革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壮丽篇章，将永留青史！

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以后，敌人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五个团，不及其“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但是仍十倍于我，加上地方反动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的配合，我军的处境还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和追踪的敌人往返兜圈子，周旋于浙闽边区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战斗频繁激烈。

十月五日，我们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同志等胜利会师。这是头一年我们抗日先遣队北上途经闽东与他们会师之后的又一次会师，群情振奋，十分欢快。随即，我们进到浙江泰顺县境。双方在交谈中一致认为，敌人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反革命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各红色游击区却互不联系，各自为战，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尚难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很快取得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致意见。经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十一人组成，以刘英同志为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叶飞同志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刘英同志兼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以后，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力量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我们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漩击根据地。

浙南地区，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它比浙西南地区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一九二四年这里就有党的活动，一九二九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此时在平阳、福鼎之间已有闽东党的工作，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于是，我们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以比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接着我们又出动主力，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围敌人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如云和之东坑、梅岐、沙湾、渤海、大顺、小顺，文成之南田、西坑、黄坦、大峃（xue）、玉壶、峃（xue）口，瑞安的营前、高楼、湖岭、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山门、腾蛟，苍南的莒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开后，确定由刘英同志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我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和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护省委开展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是我浙南游击区经受严竣考验的重要时期。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我们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从总体上看，罗卓英三四十个团的“围剿”并没有打败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的胜利。

浙南党内的一些分歧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浙南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之间主要是刘英同志和我之间在几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给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在电台被打掉后即已失去联系，我们并不知道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清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于革命已转入低潮，留在南方坚持的游击队应取何种方针，认识并不十分明确。前一阶段，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进入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浙江省立脚生根。四个多月的活动，进展比较顺利。后来几十倍于我之敌压下来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遭到血洗，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严酷的形势下，我回顾了浙西南这一段的斗争，产生了一些想法。我们在浙西南，基本上是按照过去中央苏区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并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在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采取这些做法，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封建势力，对发动基本群众和迅速打开局面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从坚持长期斗争来看，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他社会阶层。同时浙西南红色政权的中心区离铁路不过数十里，这样一个为广大白色政权所包围的小小的公开红色政权，当敌人以强大力量进行“围剿”时，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得起敌人反复持久的打击。因此，我设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以增强我对敌斗争的力量。但是，当我把这些意见同刘英同志商讨时，他认为这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而甚为反感，我们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们获悉罗卓英经过几个月的“围剿”，正将主力集结于城市和交通干线。刘英同志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要我即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区去恢复工作。我认为敌人主力虽已集结，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线，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判断敌人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至于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我们的意见未能取得一致，刘英同志即以省委的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恢复工作的决定，并派许信焜同志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我们进到浙西南地区外围后，了解到经过敌人几个月的“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同志已经牺牲，其他领导干部除个别走失外也已先后牺牲，保留下来的少数基层干部和部队，已化整为零，转入隐蔽的斗争。敌人的堡垒工事象围棋子一样，遍布整个地区。罗卓英的主力部队在经过军事进攻的第一个回合以后，收缩驻扎于浙西南及其周围的城市和交通干线，由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进入第一线，继续“清剿”，斗争正转向深入，敌情仍然很严重。在这种形势下，挺进师主力如钻到敌人的包围圈里去，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势将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但许信焜同志坚持要执行刘英同志的决定。虽然由于我的决断，部队只进入浙西南地区进行了几次奇袭，随即转到广大地区去打游击，但却加深了我同刘英同志的分歧，并且在一部分同志中传扬开来。

闽浙临时省委是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根据实际斗争的共同需要协商一致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从浙南方面来说，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同时我们都不知道遵义会议的精神，受“左”倾冒险主义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发生了误会，双方都有气，以致产生了矛盾。临时省委本应按照党的原则妥善地来处理这些矛盾，但刘英同志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要把叶飞同志留在临的省委工作，藉以调离闽东。我不赞成，认为这对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不利，也不符合组成临时省委的初衷。我对刘英同志决定派到闽东独立师任政委的人选也认为不当，可能对双方团结起不好的作用。刘英同志未采纳我的这些意见。临时省委成立后，三个主要领导人经常分开活动，省委的实际工作由刘英同志主持。刘英同志常常以省委的名义，把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刘英同志的这些做法，不能不引起闽东同志的疑虑和反感，也使我感到很难办。我是经常在外面打游击的，对于这些问题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

不久又发生了同黄道同志联系的问题。临时省委成立后，我们很想再同闽北游击区的黄道同志取得联系。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我正转战于浙闽边境，碰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黄道同志，希望黄道同志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协同配合问题。在当时我们三个地区的负责人中，黄道同志是党内有威望的老同志，我认为由他出面召集会议是最适合的。刘英同志也给黄道同志写信联系过，但对于我给黄道同志写信甚为不满，并引起了恐慌。

一九三六年三月，刘英同志写信给叶飞同志，说临时省委已于二月二日决定叶飞同志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同志来省委。当时我是组织部长，这个决定无论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直到前些时，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说明刘英同志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我这个组织部长。

一九三六年秋（时间记不准），我正活动于闽浙边境之庆元县境，刘英同志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乘与叶飞同志见面的机会，把叶飞同志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叶飞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实在是很危险的。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闽东同志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扣押叶飞同志导致了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以后，浙南方面仍然沿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这个名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改为“中共浙江省委”）。

当我到达临时省委后，刘英同志立即召开会议，提出了所谓“分裂省委”的问题。说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对闽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声讨，对我进行斗争。因闽东同志已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我便成了主要斗争目标。当时对我也采取了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我监视起来，剥夺了我行动自由。

在这次会议上，把我率队转战于浙闽边境，给黄道同志写信，以及叶飞同志的脱险，都说成是我参与所谓“分裂省委”的活动，还把我在前面叙述过的我们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我“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我们进入浙江的第一阶段，为吸引和调动敌人而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等等。

刘英同志对我发动的这场突然袭击，我事前毫无觉察。面对严重的敌情，我们既已失去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破裂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到严重摧残，现在内部又出现了危机，在这样极端严重的时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我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斗争才算结束。此后，我和刘英同志就分开活动了，刘英同志主要坚持于浙南地区，我则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我们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后来由于敌情严重，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始双方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成功后才又会合。

浙南党内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这些严重分歧，属于政策策略方面的，后来我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从实际情况出发作了若干调整，刘英同志在浙南地区事实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不过我们始终未能就浙南游击区的建设和发展作过实事求是的探讨。至于采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来对待党内矛盾，在浙南党内还延续了一定的时期，带来很不利的影响。而闽东、闽北、浙南三个兄弟游击区之间的团结，经过了这一段的波折，到抗日战争开始，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新的基础上才得到解决。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刘英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在坚持浙江工作期间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旧事重提，是想把历史事实交代明白。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

第二个发展时期

从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客观上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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