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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里土地划归俄国。尽管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但当时中国国内军阀割据，中国的边境还在日本和沙皇白卫军占领下，列宁的承诺无法兑现。列宁去世后，这些承诺均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也曾度过一段“蜜月”。但苏联对兄弟党表现出盛气凌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强烈反感。1958年4月，毛泽东拒绝了苏联要求在华建立“联合潜艇部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使赫鲁晓夫怀恨在心，翌年便撕毁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1960年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终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开始在边界上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枪杀我边民，劫持我牛羊，甚至利用中国暂时的经济困难，在新疆地区制造民族纠纷，煽动大量边民外逃。

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意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中方指出，应分清历史是非。清政府和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考虑到历史原因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中方愿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苏方却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双方谈判出现严重分歧。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在两国划定边界时，山界应以山顶部中心骑线点划分；河界应以水流最深处（即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主航道中心线所在国一侧岛屿归该国所有。但当时的苏联政府根本无视这一国际准则和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早已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划归自己的内河。他们不仅将江上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800多个岛屿划为己有，而且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制造中国好战形象。甚至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并狂妄地宣称中国北部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面对苏联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决不示弱，更何况边界问题关系到江山社稷，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不会温、良、恭、俭、让！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从始至终关注着这场边界斗争。

边界冲突加剧，他来到斗争前线

1966年，在中苏边境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曹建华由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长调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合江，在建国前东北九省时曾为合江省，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结合部。江对面是苏联的伯力（苏远东军区大本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乌苏里江除了作为中苏边境的界河，还是鲑鱼（又称大马哈鱼）的回游通道。每年夏秋两季，鲑鱼由海入江产卵，据说当时的鲑鱼籽在国际市场能卖到黄金价。因此一年四季，江上捕鱼生产十分繁忙。

曹建华老人说，60年代以前，尽管对部分边界归属存在分歧，但双方群众和边防军人仍能友好相处。那时我方渔民在江上捕鱼，遇到苏方巡逻艇，往艇上甩几条鲜鱼；冬季双方军人在冰面上巡逻时相遇，互敬支香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66年以后，只要我军巡逻人员一踏上冰面，对方就派重兵前来驱赶，就好像乌苏里江是他们家的，任何“外人”不允许随便进入。为此我方据理力争，双方边防军人先是口头争辩，苏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便开始对我推搡加拳脚殴击，随后升级到以棍棒殴打，致使我多人多次受伤。苏军巡逻艇还多次撞沉我在江上正常捕渔作业的船只，抢走我渔具，殴打、绑架我渔民，其气焰十分嚣张。曹建华老人说，那时双方见面不是递烟甩鱼了，只恨不能给他们两颗手榴弹！

国内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到边防。“文革”初期，曹建华除了在部队任职外，还是合江地区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自然也回避不了地方上的政治运动。革命小将并不因为他是军人而手下留情，照样在合江满大街贴他的大字报。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6个师，其中3个师在合江地区。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兵团的革命小将敢于和一切帝、修、反做斗争。但美帝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太远没辙。面对近在咫尺的苏修，小将们异常兴奋，坚决斗争没商量！他们随时会冲到乌苏里江冰面上向苏方示威，乱糟糟的还都不怕死，有时呼啦啦能聚集上万人，局面严重失控。曹建华的部队除了正常巡逻外，还要不断到江上疏导群众，苦口婆心，磨破嘴皮地给他们讲解边防政策，防止事态扩大。客观地说，兵团革命小将的过激行为，使苏联人非常紧张，也激化了两国的边界矛盾，导致苏方疯狂地向我报复，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1967年12月16日晚上，曹建华带着县委两台车到七里沁岛检查我边民在江上的生产斗争，突然遭苏军开枪袭击。子弹将县委的小车击中，司机李国荣胸部中弹身负重伤。当时江上我方人员很多，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曹建华迅速跳上自己的车顶，大声呼喊群众分路疏散。他的喊声引来了苏军密集的枪弹，小车当即中弹40余发，车胎全部被打扁，操纵系统被击毁，车辆完全报废。

大家震怒了，群众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将开枪的苏联边防军包围起来，混乱中双方开始动手厮打。这时一苏军士兵在装甲车上架起机枪向曹建华瞄准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老渔工奋力甩出手中的渔叉将机枪撞飞。混战中，群众撕扯掉苏军一上尉的皮袄袖子，还缴了他的枪；几个群众还扣留了一苏军小毛子，吓得这孩子吱哇乱叫一副可怜相……第二天，就袭击事件我向苏方提出严正交涉，但苏方拒不认账。无奈之下，我方只好抬着受重伤的李国荣到饶河会谈点去对证，吓得苏方代表跳窗落荒而逃。

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1月，苏军连续出动兵力干涉我边民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从事冰上捕鱼生产，中国边防部队前来保护群众，屡次被围殴打，由于我方力量较弱（每次都是五到六人围打我一人），因此群众和边防部队被打伤100多人，有的战士被打昏过去，许多战士头破血流，而苏方只有10人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在七里沁岛上进行正常生产作业的边民，当场撞死、压死我5人，重伤450人，轻伤200人。几天后，曹建华带领12人在我方卡脖子岛执行任务，被苏军70多人围堵，他们五六人围打我一人，一苏军中尉端着刺刀照曹建华当胸就刺，曹建华急忙躲闪，刺刀穿透了大衣、棉袄和毛衣，紧擦着左肋而过……曹建华老人说：你不亲眼目睹苏军的横行霸道，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欺人太甚！你不亲身经历苏军对我们战友和群众的施暴过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忍无可忍！

为此，沈阳军区报军委批准，拟在1968年3月12日前后在七里沁岛方向进行自卫反击。但是当时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暴风雪阻断了一切。积雪没过了电线杆子，车辆、马匹原地不动，五分钟就能被暴风雪掩埋。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从佳木斯到饶河只需一天，（现在只需3小时）当时却要在暴风雪中连续走7天8夜。生产建设兵团出动了40多台推土机帮助部队开辟道路，仍然不能保证部队和物资的集结。随着春天乌苏里江开冻，反击计划被迫取消。

艰难的战前准备

1968年8月，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其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军事占领。随后勃列日涅夫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同时，在中苏边境向我施压。苏联已由“修正主义”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了，为此中国政府理应百倍警惕！就在这一年，苏军飞机越境侦察挑衅事件日益增多，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以酷似中国的金元宝而得名，与七里沁岛相距20公里，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19世纪时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初被洪水冲刷出一个江汊子后才形成岛屿。过去我边民上岛打柴捕鱼苏军并未加干预，但60年代后，苏联边防军开始阻拦我军民上岛，不断制造纠纷。特别是1968年入冬后，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武装军人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并以棍棒加以殴打。我方虽给予还击，终因人少力单，屡次吃亏。1969年1月23日双方摩擦中，中国军人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从2月6日至25日，在珍宝岛地区发生殴打我方事件5起，甚至发生开枪阻拦我巡逻的事件。曹建华老人说，边境斗争实际是一个主权之争，那时珍宝岛上没有驻军，但为了证明是自己的领土，我军会定期上岛巡逻，而苏联为证明该岛是他们的，也会出动部队驱赶我们，双方实际上是在打一场针锋相对的心理战。

随着事态不断扩大，沈阳军区指示合江军分区具体组织反击，并规定：反击严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回有利地区，战场选择在珍宝岛。

曹建华老人说，这场战斗面临的困难太多了，首先是没办法看地形。我们完全暴露在对方观察范围内，只要上岛，不消三分钟，对方的装甲车就会冲过来，我们只能后退。打仗不看地形怎么部署部队！几年前他曾上过一次岛，在印象里岛南端有一段土堤可潜伏部队。他同曾三次上岛巡逻的孙玉国核实此事时，孙玉国却说没看见过。这下可麻烦了！情急之下，他冒着暴风雪连续走了17个小时赶到公司边防站（因当地公司亮子村而得名），要上岛核实。实在太危险了！孙玉国拉着他死活不让去。碰巧正好有一只野狍子掉进江汊的冰窟窿里，趁大家乱糟糟打捞狍子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蹿上岛核实了地形，回来后凭印象绘制了地图，进行沙盘作业。在以后的战斗中，这段土堤发挥了很大作用。

其次是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前线部队只有一半配有自动武器，无奈之下，他只得花钱将地方上民兵和武装部的武器弹药收购上来，集中了13辆车。他带了7辆车赶到了前线，分区政委陈升带的6辆车却被红卫兵小将扣留了，说是合江军分区政委企图带6车军火叛国投敌！真是忙中添乱。武器运到后乱糟糟地堆在边防站的食堂里，没枪的战士都去抢，最后还剩下四具火箭筒没人要，曹建华让饶河勤务连的几个炊事员现学现卖。也就是这几个炊事员在后来的战斗中击毁了一辆装甲车。

三是敌情突然发生变化。观察哨报告，敌方巡逻车辆明显增多；拉饮用水的水车拉水次数增加，可能敌人增加了兵力。曹建华立刻派侦察员身着伪装抵近侦察，通过识别车号，发现敌人用4部装甲车围着公路绕圈子，给我们造成部队频繁调动的假象；拉饮用水增多是因有慰问团来演出，因而敌情变化不大。

最后是在严寒下作战的防冻问题。冬季珍宝岛地区零下30多度，如何防冻关系到战斗胜利。曹建华他们根据部队现有装备，将人埋在雪里，刚开始40分钟就抗不住了。随着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延长到6个小时。那时部队防寒也就是大衣、棉衣、绒衣这类简单装具，更重要的是靠精神和意志。当时边防战士流行着这样的口号：为了保卫毛主席，粉身碎骨志不移！为了打倒新沙皇，愿做雪地邱少云！

1969年3月2日，他果断下令“开火”！

战斗准备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尽管战场选择在珍宝岛，但如何掌握反击的开枪时机，军委和沈阳军区没有明确规定，只给了一个原则：“灵活掌握，先礼后兵。”

笔者在老人尘封的文档中看到了1969年1月25日，曹建华代表饶河前进指挥所起草的第一个作战命令。由于年代久远，这份由4张300字格信纸起草的命令已泛黄折断，但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命令抬头是当年行文不可缺少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而后是敌情、任务和战斗动员。按部署：曹建华为一号区指挥，带领部队上岛潜伏，消灭入侵之敌；二号区是负责增援和火力掩护部队；孙玉国带领一部公开武装巡逻，诱敌于一号区潜伏地点。命令中还对侧翼掩护、炮兵，机枪和救护所位置做了规定。省军区安怀副司令、合江军分区李清正司令坐镇209高地指挥所。整个部署严谨周密，上报总参、外交部、沈阳军区后批准执行。

3月1日下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并严格控制了去前沿的车辆；所有进入饶河的军车实行闭灯行驶；采用有线电联络，实行无线电静默。晚20点左右，曹建华率伏击组向珍宝岛作战地域运动。在地图上，珍宝岛地形看似不复杂，却处处暗藏杀机。由于江水长期冲刷，岸边、岛上布满沟壑沼泽，且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稍不留神陷进去就休想爬出来。往往50米距离要走10多分钟，没走多远浑身就热气腾腾。曹建华领着大家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摸上岛，找到了那段土堤，架通了电话，规定了信号，留下观察员，每人挖了个雪坑伪装起来。当时岛上气温零下30多度，大家除了武器外，每人还带了一小包饼干，一小瓶散装老白干和一包止咳药；每人还做了几个雪球，发现有人睡觉，便用雪球砸……这天夜里，珍宝岛出奇的静，一弯冷月挂在空中，阵阵寒风绞起林间的积雪，天地间灰蒙蒙的。偶尔隔岸传来几声狗咬……这真是难熬的一夜。在这片寂静的雪原下面，我边防战士用意志与严寒博斗着，他们互相鼓励，苦苦支撑。

3月2日早上6点多钟，突然从苏联下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珍宝岛对面的江岸边停下，从车上跳下两个军官，大家立刻警觉起来，这种情况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只见那两个军官对着珍宝岛指手画脚了一番便跳上车开走了，曹建华预感今天“有情况”。

上午8点40分，按预定方案，我军分成两组对珍宝岛进行巡逻。当边防站长孙玉国的第一组沿着中国境内冰道抵近珍宝岛时，江对面传来一阵马达轰鸣。苏联边防军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同时开出两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我巡逻队合围过来。孙玉国带领第一组12人加速前进，在岛东侧上岛，迅速向我潜伏点靠拢。敌人第一路24人分三组从岛南航标处登岛；第二路9人从岛内侧（我方领土）100多米处登岛；第三路7人在岛西侧上中部岸边与我巡逻二组对峙。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是，过去苏军对我进行驱赶时，都不带钢盔，手持棍棒，斜肩大背着冲锋枪。而今天却头带钢盔，平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直逼过来，看那架式是要动真格的了。此时我巡逻队和敌人仅距我潜伏组十余米，孙玉国当即向敌人提出严正警告，但敌人反而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包围过来，眼看就要吃亏，再晚，孙玉国这个组恐怕一个都回不来了。为了打响这自卫反击的第一枪，曹建华做了充分准备。珍宝岛属高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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