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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部分（第1页）

“我们不必说他做得到做不到，却先把现在的大势来较论一下。吴佩孚现有的地盘，是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湖北、江西、福建等九省，还有热、察、绥、京兆等特别区域。四川与湖南，实际上也不啻他附庸。与吴为敌的，只有奉张，浙卢，粤孙，和黔、滇等省而已。浙卢现在受了苏、皖、赣、闽四省的监视，自保尚且不暇，哪里还讲得到向外发展？浙卢不能为吴之患一。奉张虽称雄关外，然而一直隶之兵，已足当之，要想入关，也是大难大难。奉张又不足为吴之患二。粤孙东江之乱尚不能平，更无暇北伐。粤孙更不足为吴之患三。吴现在只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兵力，再加以亲吴的川军，已不止有二十万大兵，以图四川一省，何难一鼓而平？四川不难一鼓而平一。四川平定之后，出一支兵南入贵州，更由湖南出兵西趋，以夹击之势，攻一贫弱的贵州，何愁不能克日戡定？贵州又不足平二。川、黔俱平之后，合击云南，蓂；赓兄虽然智勇冠天下，恐怕未必能抗豫、陕、鄂、川、湘、黔六省之兵。云南又不足平三。云南得手而后，由湘出兵，以拊广西之背，云南出兵，以搠广西之腹，广西也必不能抗。广西又不足平四。西南各省既定，一广东何能孤立？孙中山也惟有出国西游，再图机会了。此言广东又不足平五。西南全平之后，解决浙卢，更是不费吹灰之力。浙江又不足平六。那时竭全国之力以东趋，奉张又岂能独免？奉张又不足平七。蓂；赓兄，你看这武力统一的计划，能不能够实现？”以上一大篇说词，三层说天下之大势，直已优胜，次论各省之削平，以鼓起滇唐之忧虑，甚妙。唐继尧默然半晌，又道：“如此说，我兄将如何对付？”不先决自己对付之策，而先问石青阳对付之策，亦妙。盖石青阳如有解决之法，则已亦不必忧矣。石青阳笑道：“我不过一光身而已，并没什么地盘，还讲什么对付的方法。能够在国内住一天，便住一天，在四川不能立足，可到别省，别省又不能立足，可去国外。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计较什么对付。”妙甚，自己之不用计较对付，正是反激唐之不可不力谋对付也。唐继尧想了一会道：“吴佩孚能联合各省的力量，以实行他武力统一的政策，我们各省，也何尝不可联络起来以对抗吴氏？”渐渐上了道儿。石青阳笑道：“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言之非艰，行之维艰，结果也不过是一种空气而已。试看这次锦帆在四川失败，谁肯助他一臂之力，当他胜利时，胡若愚还肯卖力，等到一次战败，大家又都袖手旁观，想保全自己的实力了。其实北军方计划各个击破，想保全自己的实力，结果也不过是空想而已。”妙甚妙甚。唐继尧奋然说道：“哪有这话？我今偏要出人意料之外，竭全力来助锦帆重入成都，驱除北方势力。”上了道儿了。石青阳笑道：“兄果有此决心，也非独力能任之事，必须西南各省，大家团结起来，方能成为一种绝大势力呢。果然蓂；赓兄这计划能够实现，不说是自己的计划，反说是唐的计划，使他格外努力，妙。不但可以保持西南的力量，而且还可以窥取中原，覆灭曹、吴咧。”又歆之以利。唐继尧道：“我的主张已经决定了，我兄能否助我一臂之力，代我和熊君与贵州刘君接洽，共同组织一个联军，以抗四川的侵略？”石青阳慨然道：“既然蓂；赓兄肯做此大义之举，兄弟岂有不帮忙之理？我当即日到贵州，和锦帆兄接洽便了。”唐继尧大喜。

石青阳住了一日，便往贵州和刘显世磋商。刘显世当然也没有不赞成之理。滇、黔两省说妥以后，方来和熊克武说明，熊克武更是喜欢。当下便组织一个川滇黔联军总司令部，以图进占四川，向外发展。这计划告成以后，石青阳便又跑到广东来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孙中山先生原是只求国家人民有利，不讲私人权利如何的，见他们肯北伐曹、吴，立刻便引为同志，并推唐继尧为副元帅，以便率军北伐，便宜处理一切。这时因东南的形势紧张，所以石青阳又以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代表的名义，来请师期。这时中山已决定北伐，当时便即拟定了一个北伐宣言，原文道：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暨满洲征服阶级，本已得所借手，以从事于目的之贯彻。假使吾党当时能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以肃清反革命势力，则十三年来政治根本，当已确定，国民经济教育荦荦诸端，当已积极进行。革命之目的纵未能完全达到，然不失正鹄，以日跻于光明，则有断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恶势力，以北京为巢窝，而流毒被于各省。间有号称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者，则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与之同腐，以酿成今日分崩离析之局，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矣。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证之民国二年之际，袁世凯将欲摧残革命党以遂其帝制自为之欲，则有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于此时成立，以二万万五千万元供其战费。自是厥后，历冯国璋、徐世昌诸人，凡一度用兵于国内，以摧残异己，则必有一度之大借款，资其挥霍。及乎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悬不决之金佛郎案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师北向，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继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本党之职任，即为实行主义而奋斗，故敢谨告于国民及友军曰：吾人颠覆北洋军阀之后，必将要求现时必需之各种具体条件之实现，以为实行最终目的三民主义之初步。此次暴发之国内战争，本党因反对军阀而参加之，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尤在对外代表国家利益，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盖必先令中国出此不平等之国际地位，然后下列之具体目的，方有实现之可能也。

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得充分发展。

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

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高，商业始有繁盛之新机。

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智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智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

六、中国新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实行于一切租界，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

凡此一切，当能造成巩固之经济基础，以统一全国，实现真正之民权制度，以谋平民群众之幸福。故国民处此战争之时，尤当亟起而反抗军阀，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纲实现，以为实行三民主义之第一步。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此外又下了三个命令道：

去岁曹锟骫；法行贿，渎乱选举，僭窃名器，自知倒行逆施，为大义所不容，乃与吴佩孚同恶相济，以卖国所得，为穷兵黩武之用，借以摧残正类，消除异己，流毒川、闽，四海同愤。近复嗾其鹰犬，隳突浙江，东南富庶，横罹锋镝，似此穷凶极戾，诚邦家之大憝，国民之公仇。比年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烈矣，探其乱本，皆由此等狐鼠凭借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丘墟。本大元帅夙以讨贼戡乱为职志，十年之秋，视师桂林，十一年之夏，出师江右，所欲为国民剪此蟊贼，不图宵小窃发，师行顿挫，遂不得不从事扫除内孽，绥缉乱余。今者烽烟虽未靖于东江，而大战之机，已发于东南，渐及东北，不能不权其缓急轻重。古人有言：“豺狼当道，安问狐鼠？”故遂刻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此战酝酿于去岁之秋，而爆发于今日，各方并举，无所谓南北之分，只有顺逆之辨。凡卖国殃民，多行不义者，悉不期而附于曹、吴诸贼。反之抱持正义，以澄清天下自任者，亦必不期而趋集于义师旗帜之下。民国存亡，决于此战，其间绝无中立之地，亦绝无可以旁观之人。凡我各省将帅，平时薄物细故，悉当弃置，集其精力，从事破贼，露布一到，即当克期会师。凡我全国人民，应破除苟安姑息之见，激励勇气，为国牺牲，军民同心，以当大敌，务使曹、吴诸贼，次第伏法，尽摧军阀，实现民治。十三年来丧乱之局，于兹敉平，百年治安大计，从此开始。永奠和平，力致富强，有厚望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九月五日。

本大元帅于去岁之春，重莅广州，北望中原，国本未宁，危机四布，而肘腋之地，伏莽纵横，乘隙思逞，始欲动之以大义，结之以忠信，故倡和平统一之议，以期销弭战祸，扶植民本。不图北方跋扈武人曹锟、吴佩孚等，方欲穷兵黩武，摧锄异己，以遂其僭窃之谋，乃勾结我叛兵，调唆我新附，资以饷械，嗾其变乱，遂使百粤悉罹兵燹，北江群寇，蜂拥而至，东江叛兵，乘时蠢动。西江南路，跳梁亦并进。当此之时，以一隅之地，搘；四面之敌，赖诸将士之戮力，人民之同心，兵锋所指，群贼崩溃，广州根本之地，危而复安。在将士劳于征战，喘息不遑，在人民疲于负担，筋力易敝。然革命军不屈不挠之精神，已渐为海内所认识矣。曹、吴诸贼，既不获逞于粤，日暮途远，始窃名器以自娱，于是有骫；法行贿，渎乱选举之事。反对之声，遍于全国，正义公理，本足以褫奸宄之魄，然天讨未申，元凶稽戮，转足以坚其盗憎主人之念。湖南讨贼军入定湘中，四川讨贼军规复重庆，形势甫展，而大功未就。曹、吴诸贼，乃益无忌惮，既吮血于福建，遂磨牙于浙江，因以有东南之战事。逆料此战事，且将由东南而渐及于东北。

去岁贿选时代所酝酿之大战，至此已一发而不可遏。以全国言，一切变乱之原动力，在于曹、吴，其他小丑，不过依附以求生存，苟能锄去曹、吴，则乱源自息。以广东言，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逞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

职此之故，本大元帅已明令诸将，一致北向讨贼，并克日移大本营于韶州，以资统率。当与诸军会师长江，饮马黄河，以定中原。其后方留守之事，责诸有司。去岁以来，百粤人民，供亿军费，负担綦重，用兵之际，吏治财政，动受牵掣，所以苦吾父老兄弟者甚至。然存正统于将绝，树革命之模型，吾父老子弟所有造于国者亦甚大，当此全国鼎沸之日，吾父老子弟，尤当蹈厉奋发，为民前驱，扫除军阀，实现民治，在此一举，其各勉旃！毋忽。九月五日。

最近数十年来，中国受列强帝国主义之侵略，渐沦于次殖民地，而满洲政府仍牢守其民族之特权阶级，与君主之专制政治，中国人民虽欲自救，其道无由，文乃率导同志，致力革命，以肇建中华民国，尔来十有三年矣。原革命之目的，在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以独立自由于大地之上，此与帝国主义，如水火之不相容。故帝国主义，遂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反动。军阀既有帝国主义为之后援，乃悍然蔑视国民，破坏民国，而无所忌惮。革命党人与之为殊死战，而大多数人民，仍守其不问国事之习，坐视不为之所，于是革命党人，往往势孤而至于蹉跌。十三年来，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其端实系于此。广东与革命关系最深，其革命担负亦最重，元年以来，国事未宁，广东人民亦不能得一日之安。九年之冬，粤军返旆，宜若得所借手，以完革命之志事，而曾不须臾，典兵者已为北洋军阀所勾引，遂以有十一年六月之叛乱。至十二年正月，借滇、桂诸军之力，仅得讨平，然除孽犹蜂聚于东江，新附复反侧于肘腋。曹锟、吴佩孚遂乘间抵隙，嗾赣军入寇北江一带。西江南路亦同时啸起，广州一隅，几成坐困。文率诸军，四围冲击，虽所向摧破，莫能为患。然转输供亿，苦我广东父老昆弟至矣。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掣，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雕败，此尤足令广东人民叹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彷徨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于革命主义无与。若以现状之未善，而谤及于主义之本身，以反对革命政府之存在，则革命政府，为拥护其主义计，不得不谋压此等反对企图，而使之消灭。三十余年来，文与诸同志实行革命主义，不恤与举世为敌，微特满洲政府之淫威，不足撄吾怀抱，即举世之讪笑咒诅，以大逆无道等等恶名相加，亦夷然不以为意，此广东人民所尤稔知者也。故为广东人民计，为商民计，莫若拥护革命政府，实行革命主义，同时与革命政府，协商改善革命之进行方法。盖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问国事之习，不与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遂生隔膜。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特郑重明白宣布如左：（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决心实行，广东人民，当知关于革命之进行方法，革命政府不难徇人民之意向，从事改组。惟我广东人民，对于革命之主义，当以热诚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实现，庶几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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