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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乌克兰当局的行动，只能被视为对民族野蛮主义的一种鼓励。事实上他们斗争的对象并非纪念碑，而是人民的历史记忆，讨好的则是那些家生土长的叛徒。

我们从媒体中得知，在“独立”的乌克兰也有某些公民出来反对国内的这些行动。他们封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杰拉分子的集会游行，反对这些活动的参加者和拥护者，但可惜的是他们人数太少。

乌克兰人应该学习克里米亚人。妇女，主要是成年妇女，使美国海军陆战队蒙受耻辱，把他们那些集装箱船统统赶了出去。

乌克兰人民需要觉醒，远离那些客里空的“橙色”革命领导人，要头脑冷静地想想，这些都是为了什么。现在的当局在消灭人民记忆的同时，正力图为他们坚定的亲西方、远离俄罗斯、远离“莫斯科佬”的路线辩解。

第　10章　二合一的乌克兰

“独立国家须有独立教会”

上个世纪80—90年代乌克兰的政治局势，部分是由宗教关系决定的。虽然表面看来教会同国家是分离的，但教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因为世俗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要听从精神引领者的教导的。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之前，西乌克兰已有合并教会在活动。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是在1596年由布列斯特合并派教会成立的。它服从罗马教皇，在保留正教仪式的条件下，承认天主教教义，为波兰当局利益效力，后来又为奥匈帝国效力。它持有反苏立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同希特勒分子合作，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46年，由于布列斯特合并教派废除，它也自行瓦解。

80年代末，乌克兰西部各州民族主义情绪掀起浪涛。从一开始，这一过程便带有公开的政治性质，是加里西亚知识界素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在教会土壤上的反映。

在西乌克兰首先表露出这种情绪的是希腊天主教徒。早在1988—1989年间，他们便走出地下状态。从1989年下半年起，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代表转向直接的积极行动。转至　1989年秋季，他们开始大规模侵占正教庙堂。到了　10月份，利沃夫的主易圣容大教堂成为合并教会教徒的第一个牺牲品。

当时提出了一个极端主义的口号：按1939年时的状况把所有庙堂和财产归还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及至1989年年末，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获得合法地位。梵蒂冈的外交介入和约翰？保罗二世与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2月1日就此达成的协议，对促成此事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990年初，民族“民主主义者”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获胜，开始在乌克兰西部各州执政。合并教派从此得到当局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支持，对俄罗斯和正教的全面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选后，其成员中出现了大量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从此，独立派有了议会讲台，同苏联当局的对抗进行得更加激烈。在政治狂热有增无减的背景下，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一派侵占庙宇的运动达到更大规模。其间对可以影响事件进程的人士，包括约翰？保罗二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提出多次呼吁，均未产生任何作用。

有亲天主教情绪的当局在小城市和村镇行事的办法都有个固定的程式：不管正教教徒和合并派教徒在该居民点的人数比例如何，通常都是由地方政府作出决定（1990年各地各级苏维埃均由“鲁赫”分子把持），把庙堂移交给希腊天主教徒。如果正教教徒拒绝交出庙堂，便发起冲击，其结果往往总是大量人员受伤，庙堂本身受损。常常圣地蒙污，甚至纵狗进入教堂追咬正教徒，而神职人员则被武装暴徒强行逐出祭坛。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西乌克兰由合并派教会发动的抢占庙堂的局势便是如此。这一切都是由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克拉夫丘克所支持的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鲁赫”分子所赐。

种种事件在约翰？保罗二世正式访问乌克兰期间达到了高潮。这次访问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对于库奇马摇摇欲坠的地位而言，贵客莅临不啻是收到了一份厚礼。

在基辅机场，大祭司鲍里斯波尔受到库奇马和外交使团的欢迎，小伙子和姑娘们身穿民族服装，高喊“贵族老爷万岁！”

一看到约翰？保罗二世踏上乌克兰土地的这架势，便明白他是要充分利用这次访问，不仅向天主教教徒，而且向整个乌克兰进行布道宣传，其中提到“政治势力犯下的种种罪行和对教徒的迫害”（当然是指希腊天主教教徒），但却只字未提希特勒分子杀害东部斯拉夫人的种种罪行，未提成百上千的被枪杀、活埋、烧死、投入矿井的苏联公民。

教皇到了巴比雅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也不会放过霍洛科斯特（大屠杀）这个话题。后来又访问了贝科夫连斯基森林，因为那里埋葬着成千上万苏联时期被镇压的牺牲者。他在长篇布道宣讲中错落有致地安排了一些重点：对纳粹一带而过，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则大张挞伐。这次的访问行程图当然不会让他访问特地为苏联战俘设立的可怕的达尔尼茨基集中营。

总结是2001年6月27日在利沃夫做的。这场弥撒有29名希腊天主教徒被列为圣者，其中只有一人是死于马伊达涅克之手。其余的人，据报道，均“牺牲于布尔什维克之手”。筹备这次访问的年代，以及这位大祭司访问乌克兰的内容本身，都直接导致后来把班杰拉、斯捷茨科以及他们手下的武装匪徒尊为英雄。

这次访间本身，以及伴随访问发生的种种事件，被认为是公平彻底消除1946年利沃夫“斯大林”教区事件后果的一次胜利。这个教区曾经经历过多么复杂的局面，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受到何等愤怒的群情激昂的声讨，这一切全都被遗忘了。要知道，以安德烈？舍普季茨基都主教为首的绝大多数僧侣，都不仅公开支持法西斯德国，而且还同占领当局合作，所以才对乌克兰土地上发生的种种法西斯罪行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舍普季茨基曾亲自为攻占“第聂伯河畔的金顶城市”，向希特勒表示祝贺。而且，在基辅陷落之前，这位都主教便发表了牧师文告，支持斯捷茨科1941年6月30日宣布成立的“政府”。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首脑号召同“纳粹主义大德意志国密切合作，因为大德意志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正在欧洲和全世界建立新秩序，帮助乌克兰人民从莫斯科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帮助它同“德国同盟军”一道，进行反对这种占领的斗争。

这份文件公布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持续一周的骇人听闻的利沃夫大屠杀，它成了这种“亲密合作”的第一个尝试。大屠杀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但苏维埃政权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共产党员、疑为同情莫斯科的人士和普普通通的无辜人士都成了屠杀对象。波兰知识分子也遭受了许多苦难。尽管如此，约翰？保罗二世却向利沃夫市民保证，在“圣贤名单的首页”看到都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名字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远。当然更不会提到合并派教徒于90年代侵占正教教堂的问题，要知道希腊天主教教徒只不过是收回“斯大林分子”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而已。

合并派教会在西乌克兰“复活”的最终结果便是如此。民族主义分子同该教会齐心合力，在乌克兰社会制造紧张局势已将近20年。乌克兰东西两部分的对抗一天也没有平息过。所有这一切，对国家的完整孕育着极其严重的后果。

从基辅罗斯接受洗礼开始，乌克兰的基本宗教是正教。然而在乌克兰正教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建立不从属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的自主教会的尝试。每次这种建立“乌克兰独立教会”的图谋，都是以具有分离主义情绪的部分乌克兰居民为基础。1919年，在西蒙？佩特留拉（旧译彼得留拉）“当政”时期，这一目的始终未能达到。但是直到1920—1921年间，建立人数上占第一位的所谓“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方成为可能，这也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内部分化了统一的俄罗斯正教的缘故。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正是抱着这一目的，授意人们在俄罗斯从事新的教会分裂运动，并在乌克兰建立自主教会。

由于俄罗斯教会高级僧侣中无人支持分裂派教徒，自主教会的冒险主义行动就面临着彻底覆灭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一下场，教会分裂运动的头头们史无前例地踏上了公开践踏正教教规教义的道路：1921年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伪都主教瓦西里？利普基夫斯基和其他伪主教不是由主教来举行“按手礼”，而是由神甫和俗家人举行“按手礼”。利普基夫斯基的分裂自主派人士由此得到了另一个名称，叫做“自封圣职人员”。这个伪教会存在时间不长，因为它没有能够满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期望，这种同正教斗争的手段没有收到效果，所以不得不在1930年自行消灭。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1942年2月，平斯克召开了“乌克兰自主教会主教会议”，成员有波利卡尔普（西科尔斯基）和亚历山大（伊诺泽姆采夫），他们又为三名“高级僧侣”举行“按手礼”。“会议”宣布接受1921年“自封圣职人员”等级的伪神甫为新自主教会的人。

1942年5月，德国占领当局承认了新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占领当局为了提高自己在居民中的声望，在乌克兰占领区开设正教教堂，同时又害怕俄罗斯正教教会的威望增长。德国人在分裂自主派教徒的帮助下，希望“分而治之”的乌克兰政策原则能够得以实行。新“教会”在占领早期（1943年之前）得到了德国占领者的广泛支持。但具有乌克兰民族主义共同思想的弟兄们，即班杰拉分子、梅利尼克分子和其他匪徒组织起了更大的作用。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成了主要是反对本国人民的作恶多端的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的思想鼓舞者。在沃伦，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帮助下，自主教派对遵守教规的乌克兰正教大搞恐怖活动。许多不愿皈依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教士和俗家人成为恐怖行为的牺牲品。弗拉基米尔—沃伦主教马努伊尔（塔尔纳夫斯基）被班杰拉分子绞死，几十名拒绝同分裂教派合作的正教神甫受到了兽行的折磨。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领导之间的联盟十分巩固，结果又影响到德国当局对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态度。这之后，到了1943年，班杰拉分子终于明白，希特勒分子实际上根本不想建立什么“独立的”乌克兰国，于是分离主义者开始对德国占领军展开行动。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的德国当局只好停止以前向分裂自主教派提供的全力支持。

1943—1944年间红军向乌克兰顺利进军，将乌克兰从希特勒手中解放出来，使自主教会的分裂运动在罗斯正教会合乎教规的领地上彻底覆没。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几名“主教”逃往国外，乌克兰领土上所有的分裂运动教区无一能继续存在，全部归入罗斯正教会的管辖之下。

二战以后，乌克兰西部领土上建立起一些主教辖区：利沃夫—捷尔诺波尔辖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科洛梅亚辖区和乌日哥罗德—穆卡切沃辖区。这些辖区的宗教生活十分活跃。赫鲁晓夫的迫害虽触及乌克兰西部某些主教辖区，但程度并没有其他辖区那么严重。甚至赫鲁晓夫在全苏掀起关闭教堂的浪潮之后，1960—1980年期间，仅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一个主教辖区（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内最大的主教辖区）仍然还有两千左右个祈祷所，超过了俄罗斯教会社团总数的1／4。

这些祈祷所大部分集中在乌克兰西部，上面已经谈到，这个地区几乎没有被宗教镇压活动所触及。这首先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乌克兰西部各州于1939年才归入苏联，很快便发生了伟大卫国战争。所以苏联只能在战后才开始在加里西亚进行改革，这是很自然的事。战后反宗教宣传曾一度偃旗息鼓，关闭教堂的运动也停止了。因此，当地的宗教生活并未遭遇到战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那种毁灭性的破坏。合并派教会于1946年在利沃夫大教堂的自行解散，对这种局面的出现也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自主教会派第三代的出现，也同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有关。在时间上则与教会合并运动的复兴相吻合。据搞起这一新的分裂运动的人当年解释，他们必须为希腊天主教派设立屏障。据他们讲，自主教派的思想剥夺了对教会合并派有利的最有分量的论据，即乌克兰教会的“民族”性质。不过很快便弄明白了，合并派也好，自主教会派也好，都是同一现象，即乌克兰分离主义的产物。不错，他们针对的是居民中的不同阶层。不管是那些世代承认在乌克兰西部已有300年历史的合并教派、主张把它作为民族宗教的人也好，还是那些认为正教是父辈信仰的人也好，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上了民族主义的当，而决不是什么在教义方面、神学方面、信仰方面乃至仪式方面出现争论和分歧的问题。

因此，有一点很重要，即乌克兰“人民鲁赫运动”的纲领中，有一章专谈宗教问题，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必须为“斯大林势力所破坏的乌克兰天主教会（即1989—1990年间被称为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法律地位正常化而斗争”。而且，加里西亚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复兴的前景，比教会合并运动复苏的前景更为诱人：自主分裂运动对乌克兰东部具有潜在的输出能力，现象的发生指日可待，因为那里居民传统上都是正教徒，合并教派的主张得不到明显的响应。

加里西亚教会分离运动与右派政治家联系密切，正是这一运动使乌克兰正教自主教会1921年的思想得以复活。新的分裂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独特的口号：“罗马不是我们的父亲，莫斯科也不是我们的母亲”，“独立的国家须有独立的教会”。

1989年2月份，在“鲁赫”的积极支持下，恢复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创始委员会开始在基辅活动，该委员会确认同1921年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有继承关系，并号召乌克兰教区脱离莫斯科大牧首管辖。1989年8月，利沃夫彼得保罗教堂主持、大祭司弗拉基米尔？亚列马宣布他的教区脱离罗斯正教会管辖，嗣后分裂活动开始壮大。活动决定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在俄罗斯教会主教中寻找一位“反水”的高级僧正，同时跟侨民圈子和境外保留的“教会”建立接触。

但是，“圣弗拉基米尔教会两大分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经常这样来称呼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和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特殊合作关系并没有能够出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起初对自主教会的分裂运动十分反感，觉得它在垄断民族主义思想方面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为了提高威信，分裂派教会非常需要一名高级僧正。没有高级僧正，即使连合乎教会法规的假象也难以造成，更不可能扩大队伍。结果这个反水的高级僧正找到了，他就是前日托米尔和奥夫鲁奇主教约安（博德纳尔丘克），他曾受到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很大的委屈。这使他同意附和分裂运动。

11月份，博德纳尔丘克通电声明自己脱离俄罗斯教会主教团。有人对他进行过说服工作，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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