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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要是不严厉处罚李次青，就一定有人觉得他顾念旧情、徇私枉法。于是，桌子一拍，叫道：“李次青不参，天理何在？国法何在？”

李鸿章也生气了，直愣愣地对老师说：“恩师一定要参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根据曾国藩的指示拟稿，原本是做幕僚分内的职责。李鸿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曾国藩大出意料，强压着怒火，态度强硬地说：“不要你拟，我自己写。”

这句话的意思也很明白：我并非一定要依靠你，没有你，我照样能把事情搞定。

李鸿章无路可退，只得咬咬牙，说：“恩师既不需要门生，门生就告辞了。”

曾国藩冷冷地说：“请自便！”

李鸿章愤怒异常，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当天夜里便离开了曾国藩。

曾国蕃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慨叹“此君难与共患难”。但后来，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

而李鸿章在离开曾国藩之后，过得也很不如意，于是也起了再回曾国藩幕的心思。所以，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李鸿章便写信致贺。曾国藩知道学生回心转意了，也捐弃前嫌，写信邀请他回营，并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上奏任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从此师生二人心有灵犀，演绎了诸多官场双簧好戏。

1863年，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为学生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体谅老师的难处，甘冒被朝廷责备的风险一再拖延——当然，李鸿章心里也明白得很，朝廷真的怪罪下来，老师一定会为他说话的。

内王外圣曾国藩（3）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曾国藩问他有什么主意，他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说：“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以手捋须，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

多年后，李鸿章和人谈起这件事情，还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说这些话时，地位已经比曾国藩高很多了，但他谈起曾国藩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

3。　谋国之忠

在曾国藩前期的军事生涯中，最令他没齿不忘的，是他在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

曾国藩创建湘军早期，湖南官场原本是不容曾国藩的，只因见湘军初具规模，湖南官场才稍稍接纳，后来见曾国藩靖港之战如此惨败，便纷纷起来对他加以指责。即使是他平时的旧友故交，也纷纷离他而去，如郭嵩焘、刘菩、冯树堂等人，都可谓曾国藩平时披肝沥胆的朋友，但此时都或为避嫌疑、或托有事而远离曾国藩。湖南布政使徐有壬闻报后更是惊恐不已，彻夜不眠，第二天即会同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要求弹劾曾国藩，并解散湘军。

此时，唯有左宗棠前往劝说曾国藩。据左宗棠的《铜官感旧图序》载，左宗棠是在曾国藩返回长沙郊区的第二天早晨去见曾国藩的，“缒城而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议，公瞑目不语”。

当时，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幕宾，巡抚对他依畀甚重，所以湖南之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作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在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左宗棠的帮助。首先，巡抚张亮基邀曾国藩训练湘勇，是得力于左宗棠的推荐。其次，曾国藩招募湘勇，所需经费大多由左宗棠帮助筹措，据左宗棠自己说，他在任巡抚幕宾期间，共为曾国藩的湘勇筹银近三百万两，只此一条，就足以令曾国藩对左宗棠感激不尽；再次，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种种矛盾，常常赖左宗棠得以化解。

终其一生，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年，基本上是左宗棠关照曾国藩的时期；从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大致为曾国藩关照左宗棠的时期；同治三年以后，则为两人互相隔绝的时期。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过程，最能体现曾国藩“谋国之忠”的为人处事之道。

靖港之败后，左宗棠的确有恩于曾国藩，但咸丰七年，曾国藩对左宗棠却又恨得咬牙切齿。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去世，正陷于江西战争泥潭中的曾国藩视此为脱离困境的良机，未得朝廷允可，便扔下江西的烂摊子回家奔丧去了。左宗棠闻听此事后，对曾国藩此举极为愤慨，指责他自私虚伪，湖南官场也乘机群起攻击，使曾国藩内心极为痛苦，因此发誓不再与左宗棠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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