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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第二个发展时期

从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客观上说，“中央军”调走了，敌情逐渐缓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我们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前一阶段，我和刘英同志就常分开活动，我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他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逐步地我们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所谓“突击队”也就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所谓“牵制队”，就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同志带“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我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我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为此，我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我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展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是临时性的，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我们吸取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我们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比方说，我们到一个地主家里，如果他家里的人跑了，就根据部队的需要和他家负担能力的大小，给他写个条子，说明我们北上抗日，有了困难，需要他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假定我们希望他捐助两百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的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头猪，合计该扣除五十元钱，便要他再送一百五十元钱到什么地方去。地主回来，看到红军没有没收他的家产，是讲道理的，全家商量商量，设法把那一百五十元钱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矛盾不激化。但也有不送的，我们就写信警告他，要他在某天某时把钱送来，并且规定了接头的办法；如再不送，不仅罚款，后果由他负责。当然也有顽固的，以为我们奈何他不得，就是不肯送来，那就需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对待。

如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我们通知他要送五百元抗日捐来。根据调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他不干。我们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他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其实我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行踪，我们了如指掌，这一天，他出门了，我们的侦察员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了来。他吓得要死。我们还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这一下见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罚款共一千元全数送来了。以后他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这样，周围的一些地主在收到我们的条子后，大都及时认捐交款，不必动武。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开支。

我们很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我们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这样做虽然还不能满足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但对他们近期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自觉帮助我们防奸防特，通风报信。这样做，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我们的一部分军需用品，也能比较适时地得到供应。

我们还很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他们收集一些报纸和进步书刊。这些书报，是我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里，政权是我们掌握的，但形式是秘密的。当然时间长了，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我们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国民党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个好，谁个坏，我们是有数的。对那些经常作恶的保、甲长，我们给以惩办，惩办了几个，大批保、甲长就保持中立，真正坏的给孤立起来了。

我们所建立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可以举宣（平）遂（昌）汤（溪）边区为例子。

早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九月，我们游击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的时候，便进入宣遂汤地区，并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这一带地形很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位置重要。它不仅处于三县交界处，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其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其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且有小溪由南向北通往金华，是竹木放筏必经之道。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二十余人，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我军主力向浙南转移了，由于该地区处在敌人包围圈之外，工作又隐蔽，来受到严重摧残，门阵的群众，还掩护了我们一个伤员养伤达数月之久。一九三六年秋冬，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派人按新的精神去恢复工作。一九三六年底和一九三七年初，先后有两支部队进入该地区。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中心点门阵被群众称为“小上海”，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的不少保、甲长是替我们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一些情况，但权衡利弊，不向国民党当局报案，因为报了案，反而会受到上司的责难和“进剿”军队的敲诈勒索，而且也要受到我们的惩处，两头不讨好。从敌人方面来说，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遭到我们几次打击之后也学“乖”了，小股的不敢再来，怕被我们消灭，大股的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这个时期，我们进行游击战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从鼎平地区出发，经瑞安、青田、缙云、丽水到达浙西南。而在浙西南，又可以在龙泉、遂昌、汤溪、金华、宣平、松阳等浙赣线以南的一大片地区活动，东进可到永康、武义、东阳、仙居、天台，南下可到云和、庆元、景宁、寿宁、松溪、政和等浙闽边地区，总之，战场比较辽阔。我们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打到青田高市村陈诚的老家，而且逼近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到达这些地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天台山以东，敌情就更加严重一些。有一次我们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了，派了三个团来堵截。我们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第二天，我们又回头继续和敌人兜圈子。

由于我们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基点。这里群众是我们的，封锁了消息，大家可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浙南基本区是我们的大后方。有时我们也跳到那里去，在那里打击进犯的敌人，或者做稍长时间的休整。这样，如鱼得水，我们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

此时，浙南地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从一九三五年秋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浙闽边，同闽东的同志会师后开始的。首先开辟了瑞平泰地区，接着闽东同志为了相互支援，便利机动，将原属闽东特委的鼎平中心县委（在福鼎、平阳、泰顺边界）划归浙南，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浙闽边境东段。“两广事变”发生后，我们利用敌情缓和之机，在“牵制队”的掩护和策应下，首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地区连成一片，然后又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打通了温州沿海的交通口岸。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又与活动于平阳北港地区的一支革命力量汇合。这支革命力量是由老共产党员叶廷鹏同志为首组织起来的。原来他在与党失去联系之后，仍然在那里联络群众，坚持斗争。当挺进师进入浙江，革命形势有了发展时，他又进一步团结了何畏、吴毓、陈铁军、杨进、黄耕夫等一批革命青年，并与北港凤翱乡的群众领袖郑海啸同志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平边创建了一块纵横十五公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他们主动要求闽浙临时省委领导，这样就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根据地的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一直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二百五十余公里。为了加强党政领导，全区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并先后成立了福鼎、平阳、泰顺、桐霞、霞鼎太、鼎太、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等十个县委和一个瑞平泰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一批地方干部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如郑丹甫、周钦民、林辉山等同志，后来各担负起了一个县的领导职务。这时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又如头年夏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那样了，“党、政、军、民、学，工、农、青、妇、儿”，搞得十分红火。

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政策，仍是继续贯彻土地革命的纲领，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是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运动，进而发展到在一些中心区实行包括青苗在内的土地分配。此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如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等等。同时，还开展了争取城市知识分子的工作。

活跃于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以永缙边的金竹峰、黄弄坑为活动中心，建立了党的浙东特委。在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几个县委，各县委都有自己的武装，其活动区域主要是仙居、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五县交界的大盘山一带。敌人感到对他威胁很大，视为“心腹大患”，特地成立了一个“大盘山绥靖专员公署”来对付我们。可是他们消灭我军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开始，刘达云、张文碧、范连辉带着部队在这里坚持，以后张文碧同志到了第二纵队。刘建绪“围剿”时，刘达云叛变了，浙东游击区受到很大损失，但范连辉同志顽强机智，把散失的部队集中起来，继续坚持斗争。

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时又得到了恢复，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若干区委，在挺进师主力的掩护下恢复工作。他们接受了头年遭受挫折的教训，考虑到浙西南为敌人三省通道，势所必争，决定以秘密工作为主。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如过去轰轰烈烈，但工作更扎实了，干部和群众更坚强了，对付敌人的“围剿”更有办法了。

一九三六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几个县境。我们有了象浙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大块游击根据地，还有了如宣遂汤边区及青瑞边的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大量的分散的游击基点，做到了公开的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部队打游击的经验也丰富起来了，可以分散发动群众，也可以集中打击敌人。我们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第二次反“围剿”

一九三六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内战的条件。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加紧了在“西安事变”以前已经策划的对我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竤任浙江省主席，还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敌人的这次“围剿”，又以浙南游击区作为其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的主要进攻目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刘建绪由杭州赴江山“四省边区总指挥部”接事，随即调集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四十三个团，开始筹划对我进攻。这时我游击区范围大为扩大，刘建绪已不可能采取罗卓英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方针，他采取了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逼进包围的方针，企图先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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